2022年2月1日 星期二

愛,自我與孤獨(1):一個才女的故事

      我們都嚮往愛情,渴望以具體的成就肯定自我,而不喜歡孤獨。然而許多人信心滿滿地跟相戀多年的伴侶結婚,卻不知不覺地失去愛情,甚至在各種現實壓力下失去自我,只剩下擺脫不掉的孤獨。
      在這個講究男女平權的時代裡,我們希望女性與男性都可以在婚姻中保有完整的自我。然而要在一個婚姻裡容納兩個完整的自我,卻是傳統社會所無法想像(甚至斥為荒唐)的艱難挑戰。
      自我實現不是單純而輕易的事:你必須認識自己的能力極限與內心深處的渴望,在現實世界裡找到適合發揮的角色,並且隨著瞬息萬變的世局調整自己的期待與作為,這是極端耗費心力又經常會遭遇到挫折的任務。
      如果夫妻倆人都想要兼顧婚姻、家庭與自我實現,失敗的風險是極高的——尤其當我們沒有萬全的準備時。不只升斗小民如此,眾人眼中的精英亦經常不自覺地陷入這種僵局。

玉女的婚姻,悄無聲息的變奏
      露西‧凱拉韋(Lucy Kellaway)是英國《金融時報》的管理類專欄作家,四十七歲那年贏得英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英國新聞獎」年度最佳專欄),讀者中不乏全球金融與跨國企業的高階主管。《金融時報》曾給讀者五個非訂閱不可的理由,她的專欄名列第二。
      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高薪美差:她經常有機會採訪全球知名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精英,還有機會受邀去體驗奢華的渡假設施,而工作量只是每週一、兩篇數百字的文章,題目任選。因此她幾乎都是早上九點半才騎著腳踏車出門,去離家不遠處的《金融時報》總部上班。
      這樣的工作,當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奢想的。
      露西出生於書香世家,年輕時就有過許多傲人的紀錄:她循著爸媽和姊姊的腳步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政經界精英最愛的跨領域學位「哲學、政治與經濟」。畢業那年她先在摩根大通集團的外匯部門服務,薪水高到可以在二十三歲那年買下倫敦的一戶小公寓。後來她轉任《金融時報》財經記者,第一年就贏得英國著名的溫考特(Wincott)基金「年輕金融記者獎」。
      她的婚姻也會讓很多人艷羨。她在三十一那年結婚,丈夫大衛出身名門:祖父是牛津大學的院長,同時是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創始人的外孫;父親擔任過三十五年的國會議員,母親則是美國駐英大使的姪女。至於大衛本人,伊頓中學畢業後在約克大學攻讀歷史與政治,後來在《金融時報》擔任過十二年的記者,接著自己創辦一個強調「另類觀點」的精英雜誌 Prospect,訪問全球最尖銳的心智,解析影響世界最深遠的問題。後來,他又先後成為兩個英國智庫的負責人。
      她們曾經有過一段美滿的婚姻。在她四十歲生日那天,大衛找人來拍全家福的照片,一家六口都真心地露出幸福、燦爛的笑容。然而她卻在結婚滿二十五年的時候決定跟丈夫分居賣掉全家人住了十五年的大宅,搬進各自新購的房子。最後一趟搬家的時候,她因為自己的決定把這一個家給拆散掉而嚎啕大哭。
      他們不曾遭遇經濟的難題,有奶媽幫著照顧四個孩子,也沒有第三者的介入。導致婚姻破碎的三個常見問題他們似乎都沒有。那麼,這個家怎麼會變得分崩離析?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露西‧凱拉韋說:她也不太清楚,或許是兩個人長年以來都為工作過度耗竭心力,逐漸地把注意力的焦點從對方移開,經常忽略對方的感受與需要,結果曾經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那一份情感終於不知不覺地消失了。
      事實或許真的就這麼簡單:當代的婚姻原本就很脆弱,不用心經營的話,任何細故都可以造成積怨,任何無關痛癢的事都可以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們經濟寬裕,當她帶著六個月大的長女從歐陸的記者崗位調回國時,立即在倫敦買了一棟有花園的小房子;三年後又帶著三個孩子換到更大的房子。長女將滿十歲時他們搬進一棟有花園的維多利亞式大屋,四個孩子各有一個獨立的房間;地下室還有一個門戶獨立的公寓,可以讓奶媽和她的男友住。這房子位置理想,離《金融時報》的總部很近,跟她爸媽的住處又在同一條街上。她決心把這大宅當成永久的「家庭總部」,讓一家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白天每個人都要忙自己的事,所以晚餐是家庭生活真正的開始。然而餐桌上的氣氛卻越來越不對勁,她經常忍不住抱怨孩子不乖巧,指責丈夫只顧自己的事業,又暗地裡恨自己把餐桌上的氣氛搞得這麼糟。結果,每一個人都匆匆吃完晚餐,儘速關進自己的房間,留下她一個人滿懷憎怨地洗碗筷、收拾善後。
      奶媽搬出去後,她的丈夫乾脆搬到地下室去住,偶而上來吃晚餐。孩子們很難跟朋友解釋「媽住樓上而爸住地下室」的道理,但是空間上的區隔確實暫時緩和了彼此的摩擦。
      後來她迷上近藤麻理惠《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開始把所有不能讓她開心的東西都清理出去,尤其是大衛那一箱又一箱從沒打開來閱讀的書,讓她覺得特別礙眼。同時她又自己學會換壁紙和刷油漆,把房子整理得煥然一新,卻始終無法除去內心的不快。
      她模糊地知道問題出在夫妻關係,卻又堅決地認定她有義務將這個家維繫著,直到孩子們都上大學。大衛也默認這個想法:婚姻的外貌與一家人同住的大房子都必須維持不變!
      結婚將滿二十五年的復活節,女兒帶她去看一座舊屋翻新後的現代家屋,她一眼就愛上它,並且決定要搬進這一座房子裡(其實,要想不愛上這一棟房子也很難,參見下圖照片和附屬連結)。
原出處與更多照片

     她也很清楚:這個決定意味著出售那一座永久的「家庭總部」,加上所有的儲蓄,同時讓丈夫搬到一棟屬於他自己的公寓。至於孩子們,新屋裡有多出來的房間,他們隨時可以回來住。最後一次在維多利亞式大宅裡收拾東西時,她忍不住放聲痛哭,惱恨自己竟然把這個家給拆散了。
      數天後,她跟幾個孩子一起去看大衛,他對自己的公寓滿意又自豪,屋內照樣堆滿從來都不會去看的書。她第一次覺得那一堆書一點都不礙眼,反正再也與她無關。

家庭與自我的兩難
      其實他們第一次搬家時,婚姻的裂縫就已經出現了。那一年她們結婚才滿四年,然而大衛開始創辦自己的雜誌,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沒有任何時間可以給家庭。她下班後不僅要單獨照顧三個不滿四歲的小孩,還要指揮工人改造新家的內部裝潢,自己動手整理花園,努力營造最適合孩子成長的家庭氣氛。她那時候的心情,想必很像許多已婚女性說過的:「有時候我真懷疑這個家是我自己一個人的,而他只是房客。
      然而不只是他丈夫拼命想要活出自我,露西自己也是挖空心思地在寫專欄,才有辦法獲得「英國新聞獎」。表面上每週寫一、兩篇的專欄似乎很輕鬆,但是要挑到能吸引大量讀者的話題,找到讓財經精英也嘆服的另類觀點,還要筆調機智詼諧,遣詞用字獨到得令人拍案稱絕,這就得絞盡腦汁。
      問題是,當夫妻都耗竭心力想要活出自我,肯定自我,誰來照顧這個家?黛安娜王妃曾說:「我們的婚姻裡一共有三個人,實在有點太擁擠。」其實,一個婚姻裡只要有兩個自我,就已經太擁擠了!尤其是當孩子的教養出現嚴重的問題時,既有的裂縫很容易變成兩人的鴻溝,甚至徹底撕裂婚姻與家庭生活。
      約莫是在他們結婚將滿十七年的時候,念中學的長子迷戀上電玩,原本優異的功課一落千丈,且費盡唇舌他也不改,使得餐桌的氣氛加速惡化。這個兒子念的是學費極端昂貴的私立學校,但是該校的大學升學率是全英國的前五名,所以他有恃無恐,不管怎麼勸告、賄絡、恐嚇都無效,氣得露西罵他:「為了要替你付學費,我辛苦工作,還到處演講賺外快,而你卻什麼事都不做?」最後這個兒子在大學的入學考裡表現得一塌糊塗,放榜日給他媽傳了個簡訊:「我會把欠妳的錢都還妳。」母子關係之惡劣由此可見。
      後來露西打聽到:憑她兒子的爛成績,如果願意先念一年大學先修課,還是有機會錄取諾丁漢大學的工學院。最後,他兒子終於得到教訓,並且以優異的成績拿到電機碩士。
      在這一場艱苦的奮戰過程中,我們始終沒看到大衛的身影。也許是因為他的雜誌經營不易,始終分不不出心力;也許他跟孩子的互動不足,因而在關鍵時刻使不上力;也許露西在孩子的教養上一向太有主見,使得他難有介入的空間。
      一個家庭的難題,通常是悄無聲息地日積月累而成,連夫妻兩人都說不清楚,外人更難以推測全貌或概貌。
      可以確定的是:婚姻品質的維繫不容易,白首偕老更不容易。在傳統社會裡,女性沒有選擇的自由,不管婚姻品質有多惡劣都只能忍受。當女性逐漸擁有經濟上的獨立能力,而且同居與離婚也日益普遍後,經濟能力夠強的人都不願意再忍受品質惡劣的婚姻。而一份二◯◯六年的研究則發現:晚近的離婚有漸高的比例單純地是因為對婚姻的品質失望,而不是因為有家暴或其他難以忍受的嚴重衝突。研究者把這種現象稱為「離婚的常態化」,亦即:走出結婚禮堂之後,婚姻有三種同屬「常態」的終點:白首偕老、分居或離婚。
      換句話說,傳統社會的離婚率低,不意味著婚姻的品質比較高,而是意味著當時的人沒有選擇的自由當代的離婚率高,不意味著婚姻的品質比較低,僅只意味著有較多選擇的自由
     就像露西,她選擇跟丈夫清清楚楚地分居,藉此明白地宣告:我們彼此解除相互的義務與責任,不再彼此干預對方的生活步調與人生選擇。除此之外,他們仍舊是法律上的夫妻,共有一部分的財產(不需要打傷人耗財的離婚官司),是孩子們的共同父母,各隨己意去經營跟孩子的情感關係而不需要步調一致。
      有趣的是,因為彼此解除了相互的義務,也因為不需要再步調一致,引發他們衝突的因素也有機會隨之緩解,甚至連經年累積的宿怨也似乎逐漸地淡去——現在大衛偶而會去跟露西共進晚餐,他還會帶著一本雜誌,以防找不到話題
      至於他們的未來會漸行漸遠,或者時遠時近地調整屬於他們兩人的「最適距離」,誰也說不準。世局瞬息萬變,情感關係的變化也往往是百味雜陳而難以預料的。

流動性社會裡的愛情、婚姻與家庭
      露西的案例讓我重新省思愛情、婚姻與家庭的意義。相愛的人必然渴望永遠在一起,然而相愛不必然能和諧相處。
      二◯◯七年的一本婚姻心理學專書引述研究數據:八五%的美國人曾在婚前跟戀人分手過,七七%的情侶對兩人的關係不滿意。就此而言,能相愛而且又滿懷信心地結婚,就已經很不容易(至少勝過七七%的美國情侶)。至於婚後的大小爭端與坎坎坷坷,其實是婚姻中難免的,不要因此否認(忽視)彼此為這家庭投注過的心力和感情,也不要因此就認定自己的婚姻不美滿、不幸福。
      就算婚姻走到分居或離婚這步田地,我都不覺得這必然是「失敗的婚姻」,或者必然是誰的過錯。試想想,兄弟姊妹而不能感情和睦者比比皆是,父子母女而意見不合者司空見慣,我們也都視為當然而不以為怪;憑甚麼我們卻認定夫妻一定要一體同心,直到白首,才算「成功」?憑甚麼認定夫妻分居或離婚時一定有誰犯錯,而不可能僅僅只是「兩個都是善良的人,只可惜緣份不夠深」?
      真的,關於婚姻的論文讀得愈多,對自己和別人的婚姻思索得越深,我越傾向於說:其實夫妻失和不必然有誰錯,外在因素與運氣的成分不亞於個人因素。
      事實上夫妻之間的彼此干涉、侵犯與妥協、委屈都遠勝於兄弟與父子,相處的困難至少也應該是成比例地增加。如果有緣一起走過十年,那就是十年的難得;如果有緣一起走過二十年,那就是二十年的難得。憑甚麼說一定要白首偕老才算是「成功」,其他的通通算失敗?
      面對選手出賽,我們總是說:「志在參加,不在得獎。」是否努力操之在我,是否得獎非個人意志所能決定。同樣地,真心走入婚禮禮堂的人,沒有人不期望白首偕老;至於結局如何,則不盡然操之在我。婚姻不能不努力,結局卻不能強求,把一個想像中的「完美婚姻」或「完美結局」給硬套到兩個人頭上,弄得兩個人苦不堪言,何必?
      更何況,即便是分居或離婚,曾經有過的付出也很可能是沒有一私一毫的白費:他們曾經共有過的美好歲月不會因此而不曾存在,他們的親子關係還可以繼續經營下去,甚至美好到足以帶給自己許多的安慰和滿足,而且一輩子不會感到寂寞。這一切都是婚姻帶來的收穫,如果不曾在婚姻中努力付出過,就不可能會有。既然這樣的婚姻還是有它難得的收穫,怎麼可以輕率地說這樣的婚姻是「失敗」的?
      露西搬出維多利亞大宅,表面上是把一個外表完美的家給拆散了。然而搬到新家後她心情變得開朗,反而有興致邀請大衛過來共膳;假如這樣的互動模式可以讓他們的關係大幅改善,何苦非得要硬綁在同一個屋簷下?況且,孩子們都已經上大學或者在外地工作,當他們回來時爸爸也可以隨時回來相聚,這樣的新家不也仍是他們實質上的「家庭總部」?
      德國文豪歌德在晚年時從事園藝研究,他發現:生物會隨著外在條件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枝葉與姿態,因而覺悟到生命就是調適與變化,也同時感慨人類往往活在一成不變的窠臼裡,卻誤以為這叫做「堅持理想」。
      同理,我們對婚姻的期待是不是也該針對當事人的期望、能力與外部現實去量身訂做,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境遇的變遷而調整,不要有超乎兩人能力與負荷的期待與要求,甚至能一起走多遠就走多遠,該保持距離時就保持距離?
      從表面上看,當代的婚姻經不起風吹雨打,遠比傳統婚姻更不牢靠,似乎顯示當代的夫妻較不懂得珍惜彼此的姻緣。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代的親密關係多元化了,也更人性化了,每一對佳偶都可以根據雙方的實質狀況與變化,而選擇最適合當下的形式:從戀愛而各居一處,到同居而不婚,或者成婚後分居(分居後老死不相往來,或者分居後友善而「相近如賓」地往來),乃至始於結婚而終於離婚。
      婚姻原本就是一場難以逆料的冒險,這種多元並存的親密關係讓婚姻變得比較人性化:夫妻相處不如意時有更多選擇的餘地和緩解衝突的機會,也讓親子關係更不容易受到夫妻衝突的影響。
      跟傳統的婚姻制度比起來,當代的婚姻並非一無可取之處,也不見得必須為這個發展趨勢悲嘆。

愛情、婚姻與自我:難以拿捏的先後與緩急
      然而仍有四位心理學家在二◯一四年聯手發表了一篇長達四十一頁的期刊論文,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出發,慎重地彙整許多研究成果來勾勒過去百年來美國婚姻實況的變化,並且憂心忡忡地指出:傳統婚姻制度旨在滿足夫妻雙方的低階需求(飲食男女與安全感),如今這些需求都可以不賴婚姻就獲得滿足,因此當代婚姻的維繫只能仰賴彼此的情感需要;然而許多夫妻卻花太多時間在追求自我實現,而忽略了彼此的情感需要,因此當代婚姻就像是在攀登馬斯洛的巔峰(自我實現),卻沒有足夠的裝備(牢固的基地營和氧氣筒),隨時有可能會窒息。
      他們引述馬斯洛的理論說,這種「自我重於婚姻」的優先次序是跟人性的需要顛倒的,也是富裕社會裡空虛與寂寞的重要成因。
      然而親密關係有很多種:原生家庭的兄弟姊妹情誼、跟自己父母的親情,或者跟子女的親情,這些都有助於化解寂寞,此外還有朋友,有個配偶或「partner」真的比自我實現更重要嗎?其次,就算真的非有一個配偶或「partner」不成,人類學家也「被迫」正式承認單偶制(monogamy)有兩種:終生連續單偶制(傳統單偶制),終生不連續單偶制(始終只有單一配偶,但是在有生之年持續地變換)。那麼,有什麼理由非得要堅持傳統的「終生連續單偶制」,甚至為此賠上自我,還在寂寞中空守著有名無實的婚姻?
      如果可以跟一個人相戀一輩子,甚至一起成長,這當然很好,甚至是絕大多數人(或者所有人)的第一優先選擇。問題出在,如果出乎意料之外地情感已然淡去,或者又恰巧遇上另一個知己(或看似知己),怎麼辦?
     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選擇是:以「開放性婚姻」取代傳統的婚姻制度。這個主張的基本信念是:愛情是婚姻唯一的合法(道德)基礎,而且重要的是愛情而不是婚姻;因此,當愛情變調時,就要勇於對自己承認,並且去追求新的愛情。
      然而「開放性婚姻」真的就比較終於自我,或者會因而比較幸福嗎?下一篇我們會檢視羅素一生豐富的情史,看看可以從中讀到什麼樣的重要訊息。
      另一方面,就算有心想要挽救婚姻,割捨自我有那麼容易嗎?此外,犧牲自我就一定可以拯救婚姻嗎?它會不會反而引發更多的委屈與哀怨,從而製造更多的衝突與爭執?
      在露西的案例裡,她的丈夫大衛似乎可以從自己的專業工作裡獲得可觀的滿足。露西卻在分居之後逐漸體認到:她在媒體工作上的努力,只是想獲得外界的肯定,而不是內心真正的渴望。於是,繼分居之後,她又辭去《金融時報》的專職工作,到高中去教書。
      這給我們帶來另一個問題:什麼是自我?如何確認我們所追求的真是內心的渴望,而不是渴望外界的認同?
      這麼多問題,不可能在同一篇文章裡說清楚,甚至不是三兩篇文章可以說清楚的。未來,我會先刊出關於愛情與婚姻的數篇文章,中間或許會間雜著談談有關自我與寂寞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