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

尼采(2):誰在妨礙你的自我(二之一)?

      從尼采的角度看,人類最根本、最重要而不可違背的事實是:每一個人都跟別人不一樣,而且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你活(替你感到快樂或替你承擔痛苦,替你感到幸福或替你承受悲哀)。

      由此似乎可以直接推論說:每一個人都會去追求使自己幸福、滿足、生氣盎然的生命,而不是去追求別人所羨慕的人生(硬把自己塞進別人的鞋子裡,不管它是太鬆或太緊)。

      然而非常令尼采訝異(且痛恨、鄙夷)的是,盡管每個人都如此地不同,人類最大的共通點卻是:每一個人都活在社會既定的道德規範與價值裡,極少有人敢(願意、想要)為自己活。

      為什麼?尼采在〈教育家叔本華〉裡給了兩個答案:懶惰畏於與眾不同。我很訝異地發現,他竟然錯過兩個我認為更重要的因素虛榮心的滿足(與快感),以及被扭曲(偽裝)的自我肯定(自我實現)

人文生命的起點:價值的重估與抉擇

      在〈尼采:影響深遠,經常被曲解的思想家(1)〉這篇部落格裡,我們提到尼采屬於一個華人社會較不熟悉的德國傳統「赫爾德、歌德、洪堡、賀德林、尼采、海德格」這個傳承,其中赫爾德強調文化生命的有機性、基於地方特性而有的獨特性,以及不同文化間無法適用同一衡量標準的差異性;歌德則強調自然界一切生命都會依據當地環境的特質而有多元化、差異化的發展,以便適應當地的生命條件;沒有既定的、先天賦予的、永恆不變的必然性,甚至於「生命」的特色就在於差異化與獨特性——植物如此,萬物之靈的人類更是如此。

      也就是說,相對於柏拉圖那完美、永恆(靜態)的觀念界,或者亞里斯多德源自先天的「潛能」(預設的發展終點)而言,赫爾德和歌德更強調開放性的沒有預設終點的、沒有必然性與唯一性的,充滿未知與冒險意味的「發展」與「生成」(becoming,不同於亞里斯多德的「潛能的實現」)——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不滿足於一切的既有,始終嚮往著未知世界中更高的可能性,願意為了生命更高的可能性而不顧一切地去冒險、探索未知,即便以靈魂和永生為代價也不後悔。

      在他們的啟迪下,尼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個人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因而極端厭惡抄襲來的價值觀。從他的角度看,盡管在我們之前有過許多智者和偉大的心靈,然而他們的生命抉擇取決於他們特殊的稟賦際遇,甚至還包含著他們的時代偏見,不必然適合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甚至也不必然值得我們效法。

      從這觀點看,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別人該如何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利如此做(而敢於如此作的人其實是昧於「人類存在的基本條件」的愚人或專橫的人);更別說是強迫別人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去活,或者像蘇格拉底那地去質疑別人的價值觀。

      因此,每一個人都必須再根據自己的稟賦、際遇和內心的聲音,去重新安排自己的價值次序——尼采把這工作稱為「價值的重估」(revaluation of all values)。

      我把這個工作看成人文生命的起點,把這個永遠不可能會結束的工作看成然文生命的核心,並以此做為原始生命(本能)與人文生命的界標。

      在「價值的重估」之前,我們根據「生而知之,不學而能」的本能慾望過活,追逐飲食男女、聲色犬馬與功名利祿,稍長後在本能慾望與輿論之間糾結、掙扎;或者受虛榮心的驅策而在社會既定的價值觀下追逐「成功」、「傑出」,用社會的肯定偽裝成「自我肯定」——「畏於人言」和「被虛榮心驅策」都可以看成是本能慾望的一部分。

      唯有在啟動「價值的重估」之後,我們才開始自問:「我要的到底是什麼?我想要的一切之中,何者最重要?我要怎麼活,才不會辜負此生,枉費此生?」並且開始探究自己的內心,傾聽自己的內心,跟自己內在最深處的渴望開始結合

      所謂的「人文」,之所以有別於原始的生命,恰恰在於為自己的生命做出抉擇(這些抉擇的抽象化表現就是所謂的「價值」),而不再只是被本能慾望所驅策。

      非常有趣的是,蘇格拉底曾說過:「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而尼采的「價值的重估」恰恰是對這一句話的現代化詮釋。

      更有趣的是,這個角度下的尼采遠比柏拉圖更像是蘇格拉底的忠實弟子:蘇格拉底一向堅持「我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因為我是雅典唯一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無所知的人」,他也同時利用每一個機會去刺激雅典的青年,要他們去反思自己的人生目標;可惜,柏拉圖在中晚期的對話錄裡把蘇格拉底描繪成無所不知的先知,甚至在《理想國》裡提出了自以為是的「哲學家皇帝」,從此以後哲學界老是有人誤以為哲學代表智慧與真理,而忘記蘇格拉底始終堅持的教訓(我一無所知);到了尼采,他反對一切未經自己省思的價值觀,反對一切抄襲、借用的價值觀——在這個角度下,尼采遠比柏拉圖更忠於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的獨特性,認識你自己的生命,認識你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去倚附耶穌的「生命、真理、道路」,或者任何的「普世價值」)。

      那麼尼采經歷「價值的重估」後有沒有產出過什麼樣的結論?他最終的價值次序(高低)是怎樣?那些結論寫在哪裡?

理性與激情——從酒神到超人類

      尼采在1889年初出現精神錯亂的跡象,那時候他在信裡署名戴奧尼索斯(Dionysus,希臘神話中酒神的名字),時而署名「敵基督者」。所以他肯定的是酒神的精神,反對的是基督教的道德。

      然而更深層的涵義去較少人去探究,譬如:他反對基督教,也反對蘇格拉底和康德,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此外,他肯定酒神的哪一種特質?這跟他的主人的道德或「超人類」有何關係?而這一肯、一否的價值判斷,又跟他的「永世回歸、熱愛生命」有何關係?必須把這些面向都兜攏在一起,才算是比較完整地解讀了尼采。

      然而又同時必須注意到:尼采一再反對系統性理論!譬如,他在《偶像的黃昏》裡說:「我不信任一切的系統建構者,並且竭力避開他們。追求系統的意志,等同於缺乏真誠。」在德文版的《尼采作品集》裡,他又說:「追求系統的意志:在一個哲學家而言,從道德面說,是不易覺察的微妙腐敗,一種性格上的疾病;撇開道德地說,他的意志顯得比他本人更愚蠢。……我沒有偏執到想要一個系統——就算是我自己的系統也不想要。」「建構系統是很幼稚的。」最簡單的理解就是:生命的可能性遠比一切系統性的理解更豐富、活潑而多元,不該用任何系統性的理解去讓生命變得蒼白、貧乏而了無生氣。其實,這跟他對各種理性主義的強烈反感是密切相關的。

      對於尼采而言,酒神代表生命的活力:他讓寒冬之後的生命復甦,花果遍地而五穀豐登,飛禽猛獸收斂起野性,在他的戰車前跟人們一起頌讚大地春回的狂喜。尼采用來跟阿波羅(理性)抗衡的,並非那個帶著瘋婦毀滅一切的酒神,而是指導貝多芬寫出《第九交響樂》的酒神——他讓貝多芬在最後樂章裡齊聚管弦樂與合唱團的聲音,用《歡樂頌》盡情地唱出生命的喜悅。

      或者說,「熱愛生命」就是尼采最高的道德律——任何價值觀若會損及人類對生命的憧憬、嚮往與熱情,就是腐朽、頹廢、墮落的(decadent);任何價值觀若可以激勵人類對生命的憧憬、嚮往與向上(超越人類)追求的激情,都是高貴的。對他而言,首要的道德律不是「善、惡」,而是「高貴而充滿生命力」與「腐朽、頹廢、了無生氣與活力」。

      譬如,在《朝霞》(Daybreak: Thoughts on the Prejudices of Morality)一書裡,他批評康德和叔本華:「他們的思想並不是靈魂的激情歷史,那裡頭沒有任何足以構成一部小說的成分,沒有危機,沒有災難或死亡的場景,他們的思想並非同時是一部靈魂的不由自主者的傳記,就康德而言只是一部大腦的傳記,」「當康德通過他的思想而閃耀光芒時,他顯出最佳意義下的誠實和可敬,但是無足輕重:他欠缺生命的廣度和力量。」

      簡單一句話:康德思索的是與生命的激情、驅動力無關的「先驗知識」和「永恆的真理」,是無法促成真實行動的理論,是跟大腦有關的活動而不是來自靈魂深處的聲音。(至於尼采在別處罵康德是狡猾的基督徒,那又牽涉到尼采習慣性的誇大修辭,以及如何解讀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的問題,非本文關注焦點,權且不細談。)

      至於尼采對蘇格拉底的不滿,是因為蘇格拉底用批判性的反思引導年輕人質疑自己的生命渴欲時,往往也壓抑了年輕人對於生命最直觀的憧憬、嚮往與激情,卻又沒能同時給予他們更真實的生命出路。譬如,在《偶像的黃昏》裡,他批評蘇格拉底的辯證法:「身為辯證者,他的手中握有一項絕情的利器,他可以利用它來遂行自己的暴虐、蠻橫;……辯證者要求他的對手承擔起證明自己不是白癡的重負:他被激怒了,他同時癱瘓了。辯證者讓對手的智力變得一點力量都沒有。」

      證明「正三角形三心共點」或許是一種智力的提升,然而如果一切無法被證明的憧憬、嚮往與激情都必須放棄,人還能靠什麼活下去?腦袋嗎?

      叔本華說:人不可能知道外部世界的實體,但是人卻擁有他自己的實體——他的意志。尼采把這個原則進一步發展:人的生命意志就是他的實體(然而這個生命意志並非對應著飲食男女、功名利祿的本能衝動,而是持續地自我超越的激情、憧憬和嚮往——奔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激情、憧憬和嚮往)。

      如果人一定要用理性去剷除不合乎理性要求的生命意志,結果必然是讓生命意志奄奄一息。因此他控訴受到柏拉圖影響的希臘道德:「『理性=美德=幸福』(亞里斯多德的道德)僅僅意味著:我們必須模仿蘇格拉底,用永恆的光明照亮黑暗的(無法被理解的)渴欲——理性的光明。」而其結果是「最刺眼的光明,用一切代價換來的理性,一種清澈、冰冷、戰戰兢兢、充滿自覺,然而不含任何生命的本能,抗拒生命的一切本能,這樣的生命本身根本就是疾病」,「如果必須抗拒一切的直覺(instict)——這種公式根本就是在追求腐朽、頹廢、墮落的(décadence)。只要生命的升揚的,幸福與直覺就必然是相同的。」「」

     不能說尼采百分之百抗拒一切的理性:如果理性有助於釐清通往生命底層的直覺,並促成生命的升揚,他不會反對理性;但是對於那些會壓抑生命的直觀驅力與激情的理性,他會誓死反對。所以,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善用理性,使它不致於妨礙生命的力量與自我超越的激情;而不是不分皂白地盲目反對。

      然而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有「獨尊理性,罷黜百家」的獨斷和蠻橫,因此他們也就成為尼采的敵人。

      在這個角度下,過度的理性跟過度的精明、算計都是在削除自我的某一部分,因而是在妨礙你活出完整的自我

      巴斯卡(Blaise Pascal)在尼采出生前將近兩百年的時候就已經說過:「人心有它自己的法則,而理性對此一無所知。」「理性的最後一項功能,就是覺悟到有無限多的事物都超越了它。」「有兩種極端是同等地危險的:完全拒斥理性,或者除了理性之外什麼也不接納。

      可惜的是,至今絕大多數哲學教授仍舊只知思辨而不懂人心(沒有能力從小說、繪畫、音樂裡感受到人心的複雜與渴望)。更可悲的是,自以為是的當代華人「藝術家」裡,充滿廉價、庸俗的趣味和標新立異的造作,卻把自己裝扮成「苦難的靈魂」來自欺欺人。

      「你不可自欺欺人!」也是尼采鮮明地標榜的首要道德誡命之一,因為它也在妨礙你活出真實的自我。不過,這個話題必須留待下一篇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