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8日 星期六

兩套台灣史的起源與代價

      今天的聯合報轉載了黃年寫的文章「大屋頂下/被台灣媒體辜負的1988」,回顧開放報禁以來的30年內台灣的媒體是如何毀敗的。根據黃年的觀察,新聞媒體的敗壞,就是從李登輝向聯合報開槍的那一刻開始的。
      這篇文章值得仔細看看,可惜的是,身為頗受同業敬重的資深媒體人,黃年還有很多該說的話沒有說出口。譬如,過去30年來得利的媒體是誰,他們如何發展出跟政治人物勾結的機制,一起欺騙選民,以便一方套取個人的政治利益,而另一方藉機套取大規模炒作土地的利益。而台灣社會所付出的沈重代價,包括好幾個世代將看不見未來,也可能會讓台灣的民主淪為舉世不恥的鬧劇,萬劫不復。
      更可悲且可恨的是,這些事實和債務,至今沒有人敢一一公開揭露,只因為大部分的當事人(或其子女)至今還活著。

分裂的社會,沉淪的開始
      1980年代以來台灣一直有兩套台灣史,一套藍的,一套綠的,鮮少交集。他們造成了台灣社會的分裂:夫妻不合、兄弟交惡,朋友絕交。
      有一段時間,我蓄意觀察身邊人的言論,逐漸形成一個很有把握的推測:如果你到台灣人的家裡,只要看看他定的報紙,就可以知道他的電視選台器裡完全沒有藍營電視或者完全沒有綠營電視——台灣史於焉開始分裂成兩套。
      而這兩套台灣史的製造者就是台灣的媒體(報紙和電視):他們製造假新聞,通過名嘴扭曲事實、以偏概全、斷章取義;他們的消費者猶如無知的羊群(帶頭者不乏宗教領袖),各自以為己方所知才是事實,對方所說全是謊言。
      台灣社會從此分裂,鮮少有對話的空間,甚至沒有中間立場的言論空間——你一開口就立即被抹藍、抹綠。
      這樣的社會只能有對立和仇恨,不可能有對話和民主。於是,社會的機能一樣樣地在鬥爭中被磨耗光了:先是媒體的監督功能廢弛,專注於製造假新聞與製造輿論;接著是政府事務官體系的專業職能逐漸敗壞,被政黨輪政下的鬥爭和逢迎所取代;接著是產業與經濟政策廢弛,被金權政治和黑金政治所取代。
      而這一切的起點,都發生在李登輝超長的任期內;等陳水扁卸任時,台灣已經失去以前曾經有過的一切競爭優勢——了解李登輝和陳水扁任期(12+8年)內的台灣大事,就會了解台灣如何沈淪的絕大部分過程,以及她如何走入無法回頭的死路。

只有傳聞,沒有新聞
      在只有兩大報的時代裡,報紙會選擇性地遮掩事實,會各有立場地選擇每個議題所佔的版面大小和新聞標題,會選擇性地訪問「適當」的「可靠新聞來源」,但是比較少製造假新聞。因此,不管你是定哪一份報紙,鮮少漏掉大新聞;只要發生大事時搶在一大早去買齊兩大報(後來變成三大報),就可以拼湊出事件的大致樣貌;週末再去圖書館翻閱剛出版的週刊,國內大事大致上難逃有心人的法眼。
      那時候,關心政治的人都知道:聯合報是保守派的大本營,中國時報是改革派的大本營。盡管兩大報都個有政治立場,但是還帶著文人辦報的性格,不敢過分作賤自己而遺臭子孫;兩大報也都還本著「社論代表報社的專業職能」的理念認真尋找社論的主筆。
      如今,別說許多新聞都流為未經查證的傳聞,許多報紙的社論甚至公開扭曲事實,不入流的社論更比比皆是。
      媒體無格,也就沒有「新聞媒體」可言,只剩不擇手段的造謠和鬥爭。

終點:社運團體的沈淪
      蔡英文上台以來,社運團體紛紛從「社會公益團體」變成「執政閣員」。最初,我難過的是社運團體搞不清楚自己該扮演的角色。
      後來,許多曾經「德高望重」的社運界人士開始瘋狂地參與拔管,所發言論恰恰是在踐踏他們當年誓死捍衛的民主價值。我的感受是驚恐與訝異,難以理解。
      最近,綠營內「曾經的社運人士」言行讓人不齒的程度已經無以復加,直追趙高的指鹿為馬,也一再顛覆我對人性僅存的一點點信任感。權力何以能讓人齷齪至此?
      媒體沈淪,繼以社運團體一一變成披著羊皮的狼。這樣的社會,還能有什麼是非?還能讓人有什麼樣的期待和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