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0日 星期日

「深化民主與禁忌之愛」後記

      八月初應允在一個研討會上以「深化民主」為題給一個演講。我腦海裡立即想起妨礙台灣深化民主的兩大關鍵:深受貧富差距之害,而不敢期待縮小貧富差距;深受財閥與政客剝削,卻不敢要工會組織和工作條件的議價權——於是有了「禁忌之愛」這個標題。
      如果我們害怕社會福利的支出會導致稅負上升,富人與產業出走,最終搞垮了經濟,我們還有機會走出「房價高攀不起,年輕人看不到未來」這樣的困境嗎?
     沒有工會組織,完全仰賴附從於政黨的NGO,和「白色的力量」或「佛心的精英」們,他們真的會為我們爭取更公平的政治與經濟待遇嗎?

一、組織的力量來自於敢愛、敢夢想
      北歐和萊茵體系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工會爭取來的,跟英美比較起來,工會組織越強大,政治越透明而財富分配也越公平。但是,歐美的工會都是在工人難以苟活的非人化生活下建構起來的,絕非單純靠著理念的宣導就可以建立起工人的組織和政黨。
      我自己知道,「深化民主與禁忌之愛」不可能改變既有的不公不義的體制,但是我希望它可以拆除我們腦袋裡的枷鎖,讓是非清楚起來,讓我們敢於夢想我們所愛的。
      夢想與愛不等於行動,但是沒有夢想與愛就絕對無法產出足以改變世界的行動力量。

二、意識形態禁錮了愛與夢想
      因為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寫「深化民主與禁忌之愛」,所以它的現況我還不滿意。但是有些讀者或許可以看到一個事實:阻礙台灣社會發展的關鍵意識形態,就是攀附在主流經濟學上的一堆意識形態;不先推倒這些意識形態,台灣就走不過當前的困境。
      以前我被問過:「蔡英文當選會不會比較好?」我回答:「都是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和財閥操縱下的政客,誰當選會有差嗎?」後來我寫了「火車出軌,不能只想換司機」,很多讀者還是誤以為(或者故意誤讀並引導其他弱智者一起曲解)我在談藍綠政黨。
      出軌的火車是台灣(各種痛苦),司機是政黨與政客,出軌的真正理由是我們不敢要「勞資協商」(參與決定一次所得分配和公司發展方向)和「二次所得重分配」(社會福利),所以注定會在社會發展方向上被財閥把持,而朝向「掏空台灣,撈完走人」的方向發展。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問題很簡單:如果「關心台灣的人」跟「不關心台灣的人」擁有相等的決策權(從政府到企業的每一個社會層次和角落),台灣不會進步,也不會退步;如果「關心台灣的人」擁有比「不關心台灣的人」更多的決策權,台灣會進步,而不會退步;如果「不關心台灣的人」擁有比「關心台灣的人」更多的決策權,台灣不會進步,只會繼續向下沈淪。
      問題不在政黨,不在明星,而在於權力分配的方式。而我們之所以願意委屈於嚴重失衡的權力分配,就是因為我們腦袋裡的意識形態枷鎖。至於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地擁護市場機制(不管它實際上距離「完全競爭市場」有多遠,不管它實際的運作被扭曲得多厲害)的人,就是幫兇。

三、夢想也要能接地氣
      一個大四女生問過我:「教授,你的理想是什麼?」她問得含糊,而我習慣於精準的對話,因而一時間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讓她明白。
      其一,夢想要高遠,但是行動要踏實。其二,改變自己很容易,改變台灣很困難。結果,必須一再調整自己的行動方案,才有辦法真正地發生作用——而不是一廂情願地滿足自己的浪漫。
      我的部落格寫了一句話,很少人注意到:「40歲後開始摸索跟這塊土地與同胞互動的方式,想知道自己可以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要回答這問題很困難,因為要了解台灣社會的總體事實太困難——何況很多契機都瞬息萬變,原本有效的行動方案可能轉瞬就變得可笑。
      參與社會改革運動以來,我的行動方案一直在變。2016年三月宣布關閉舊的部落格之後,原本打算專心寫書,不要浪費時間跟不讀書的網民(以及他們支持的網紅)糾纏。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的,其實並非誰的文章,而是我在捷運上一再重複看到的景象:年輕人幾乎每個人都埋首在手機,手指不停地滑動(一種容不下任何思考成分的「翻閱」速度),沒看到誰可以緩慢地翻動手機頁面(一種含有思考成分的閱讀速度)。
      假如絕大多數人閱讀文章時就是在捷運上、無聊時,你不可能用任何文章引起他深思,而只能撩撥他情緒性的下意識。因此,這樣的人注定只會被挑撥,而不可能思想。
      於是,我決定退到網路的角落,放棄路人甲和打醬油的,只經營數千個願意靜下心來想事情的讀者,以及願意買書讀的人。
      文章越寫越深是故意的,刻意要讓路人甲和打醬油的知難而退。

四、不做沒有用的事
      我不喜歡浪費時間作沒有成效的事,也不願意作毫無理想成分的事。衡量自己的能力,衡量台灣的現況,我能做的事就是寫作,尤其是靠寫作協助讀者突破盲點、意識形態,從而提升台灣的社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