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3日 星期三

三分含糊,七分清醒

        大學畢業那一年狠下心來割捨一切,全心只念哲學。那時候只想要清楚,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含糊。於是,當我懂弦樂的時候,從此放棄練了七年的管樂;當我懂得書法的時候,從此擱下寫了二十年的筆墨,再也不曾重新執筆。
        後來,我從社會學裡學會一件事:社會有它的運作秩序,不因人的主觀而改變;想改變社會,你必須先擱下心裡的感情與心願,絲毫不帶感情地搞懂社會變遷的客觀原則,然後再把感情拿回來,根據你想要的結果去推動社會的變革。於是,當我警覺到社區總體營造有問題時,我離開社造,去推動更基層的社區大學;當我警覺到社區大學遲早會變質時,我離開社大,去扎扎實實地研究 WTO 對台灣農村的影響與因應之道。
        每一次的徹底清醒,都緊隨著一個理想的夢碎。人是不是不該太清醒,帶著三分含糊以便保留心裡的熱清、憧憬與嚮往,帶著七分清醒以免誤了別人的青春,或者困在意識形態的牢籠裡?
        還是說,三分清醒以免犯下終生挽不回的悔恨,七分含糊以便活在熱情酣暢,志氣昂揚的精神世界裡?

        笛卡爾帶著七分清醒寫下《沉思錄》,他以為救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其實卻用懷疑結束了中世紀堅定不移的信仰。康德帶著九分清醒寫下《純粹理性批判》,他以為自己為理性的能與不能奠定了無人可以撼動的礎石,也讓神的存在永遠不受理性的質疑,實際上他卻結束了希臘開創的形上學。維根斯坦寫下《哲學探索》,帶給我一個根本的問題:假如我們連自己在說什麼都搞不清楚,如何用這含混的語言去釐清任何真相?
        讀過維根斯坦,釐清了思辨性語言必然的矛盾與扭曲,我放下一切思辨的哲學。
        希臘哲學的企圖很偉大:探索一切現象背後的真實世界(實體),可惜這個企圖超過人類的能力太遠(就像康德論證過的那般),我們只好放棄;康德的批判哲學很偉大,想要釐清理性的可能與不可能,可惜人類的語言太含糊,我們也不得不擱置那個偉大的夢想。

        我們被倫理學家 Adam Smith 欺騙了一次,看不見的手並沒有真的把人的自私變成互利的行為。後來,我們又被馬克斯騙了一次,無產階級根本不願意團結在一起,只有 1% 和 9% 的人願意團結在一起,而剩下的 90% 則彼此欺壓,總以為自己遲早會變成 9%,乃至於 1%。然後,我們又被芝加哥學派再欺騙一次,富人先富起來之後,我們變得更貧窮,而不是更富裕。

        你把女人(或男人)從頭到腳、從裡到外徹底地看清楚,就再也不會有愛情。你把世界從頭到尾看清楚,就不會再有理想和熱情。
        你要真相?還是要理想與熱情?

後記
        我把「糊塗」改為「含糊」,因為要想脫離意識形態的牢籠,就不可能糊塗,頂多只能帶著一點含糊:會傷人的事還是必須要去細究清楚,只是不過分在意理想的可能與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