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5日 星期日

民主的假象,權勢的真相

        新竹讀書會從上個學期開始讀左翼史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史學經典年代五部曲的第一本《革命的年代1789-1848》,到現在已經快要一學年了,還沒讀完。但是今年度我最大的收穫(成長)將會有可觀的一部分來自於這一本書——更精準地說,是閱讀此書的過程中個人的思考歷程。
        這本書談英國的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及這「雙元革命」對全世界的影響。讀它的時候,我順便上網查了許多相關資料,來進一步回答自己的疑惑:劇烈的社會變革如何可能?它改變了什麼?不變的又是什麼?如何從「社會演化史」的角度來理解台灣的過去與未來?
        上次讀它約莫是20年前,我在它的引導下第一次突破高中政治史與事件史的表象,粗略看見政治史與事件史背後的社會發展史,也第一次接觸到左翼史觀,和階級史觀。對我的啟發和衝擊都非常大。
        20年後重讀,我有了較多的經濟學背景,又花了將近半年研究好幾個國家的產業發展史,而 Joseph Stiglitz 和 Thomas Piketty 的 1%、10%、90% 劃分和他們的著作都讓我更容易掌握頂層(0.01%~1%)、才幹之士(中產階級的頂層),以及其他 90%(我們)的關係。
        此外,20年來參與社會改革運動觀察,以及五年來經營部落格的歷練,都讓我對群眾與社會改革運動的屬性有較豐富的掌握。
        在這些新的背景下重讀此書,衝擊更大、更廣、更深,因此寧可慢慢讀、慢慢想,不願意在囫圇吞棗。

一、永遠被背叛的底層
        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流血犧牲的是巴黎與都會的底層工人(無套褲漢),而掌權的則是被他們信任、支持的政治團體:先是(1789年)溫和改革派的貴族代表(Lafayette 等制憲派),接著(1792年)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代表(羅蘭夫人等所組成的吉倫特派),最後(1793年)是跟無產階級站在一起的知識分子(羅伯斯比等,送無數人上斷頭台的恐怖統治)——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無套褲漢)的支持,這些人誰也不可能掌權;而無產階級之所以願意支持他們,是因為他們看起來似乎是跟無產階級站在一起的。
        結果是,任何一群人一旦掌權,就會以「務實」為由而出賣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先被貴族代表出賣,接著被中產階級代表出賣;最後,羅伯斯比等人的恐怖統治變成貴族與中產階級奪回政權的好藉口(理由)。於是,大資產階級在 1794年發動熱月革命,將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台,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正常統治,維護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
        最後的勝利歸於頂層的 1%——不管他們是基於血統、世襲的資產,或者遺傳的聰明,而流血犧牲的是底層的人(那些死在拿破崙軍隊裡的人,以及那些為法國路易皇帝而死的人);至於「平等、博愛、自由」和階級流動,從來沒有真正地實現過——底層群眾只換來「可以任意更換工作,但只能跟赤貧搏鬥」的自由,以及對「平等、博愛」的永恆渴望(它們永遠不會被實現,所以只能被渴望)。
圖片原出處
        要宰制一群人很簡單,只需要一個魔法師和一句魔咒(所以亞瑟王需要魔法師梅林,和神劍 Excalibur 的傳說)。
        只要頂層的 1% 願意好好攏絡最聰明的 9%,他們(10%)總會有辦法想出巫術般的魔咒(口號),愚弄剩下的 90%,讓他們死心塌地地捍衛頂層 10%的利益——不管那魔咒(口號)是路易王朝的「君權神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雷根的「別寄望政府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貧富差距有利於經濟成長」等。
        而那些真心誠意地為底層爭權益的人,總是會被不明究理的底層群眾(今天的鄉民)背叛,而以各種形式的失敗告終。
        從 1789到今天,所有為捍衛底層權益而有的行動,總是以失敗告終,最大的問題就是:底層的群眾沒有能力分辨是非,太容易被居心不良的人誤導與玩弄,而質疑或背叛真心為他們爭權益的人;而真心為他們爭權益的人總是太「有原則」,以至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鬥不過卑劣的小人。
        看清楚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假如 Joseph Stiglitz + Paul Krugman + Thomas Piketty 合起來,還沒辦法讓台灣那些網路上的「名筆」分辨是非,也沒辦法讓鄉民知道是非,我寫再多是不是都枉然,只是在網路的「危邦與亂邦」中糟蹋自己?

二、工業革命與殖民經濟
        工業革命的肇始,不管是用 1733年 James Kay 發明紡織用的飛梭(Flying Shuttle)當起點,或者1764年 James Hargreaves 發明珍妮紡織機(Spinning Jenny)算起,或者更晚推至瓦特在 1769年登記蒸汽機的專利,1774年 Samuel Crompton 將紡紗與織布整合成一部不需人力介入的完整機器,或者 1779 年第一部蒸汽動力的全自動化紡紗織布機的誕生,乃至於 1790  Arkwright 把他那水利驅動的龐大工廠全部改成蒸汽動力,到 1848 年時全世界只有英國完成全面性的工業革命,而成為世界工廠。
        而其背後的原因根本不是「英國比其他國家更容易取得廉價而質優的煤和鐵」。——1733~1790年之間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角是紡織業的自動化,但是 1790 年之前的紡織自動化靠的是水利,而不是蒸氣機;此外,即便是在 1790 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蒸汽動力仍非紡織業的主流動力。1828 以後的工業革命被稱為第二階段的工業革命(1828~1873),它的主角是鐵路和蒸汽動力火車、輪船,這一個階段才需要廉價而質優的煤和鐵。
        真正讓工業革命在英國誕生的主因,是只有英國有龐大的市場(大西洋三角貿易和印度三角貿易)可以吸納品質粗糙的棉布:( 1)在大西洋三角貿易中,從英國運送棉布衣和火藥、槍炮等到非洲;從非洲運送黑奴到美洲,讓他們穿上機器織的棉布衣後去金銀礦坑工作,和種植棉花與經濟作物;然後再把美洲的金銀、棉花和經濟作物運回英國,賣到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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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印度三角貿易裡,英國在印度種植大量罂粟,製成鴉片,銷往中國,換回大量白銀以支付歐洲從中國買回的大量茶葉、瓷器與絲織品;同時印度既是英國棉花的供應國,又是英國粗糙棉布的消費國。
        當時機器製造的棉布在性價比上還不見得能跟手工產品競爭,英國必須對印度人的手工棉布課以不公平的稅率,才有辦法跟印度的棉布競爭:(1)在英國境內,印度紡織品在經過海關時會被課以禁止性的保護關稅,1824年的稅率是棉布67.5%,細棉布37.5%,其它棉織品50%。(2)即便在印度境內,也得仰賴不公平的稅率,英國布稅率5%,印度布卻高達 20%(部分用以拉平跨海運費的附加成本)。
        這個不公平競爭的過程,甚至導致印度的手工業式微,經濟上的工業化程度倒退回到過去的農業時代,只不過換成英國所需要的經濟作物——而「經濟作物」一詞,又緊密地跟殖民經濟綁在一起,為的是向殖民母國輸出他們所要的作物,譬如「香蕉共和國」,以及台灣今天最大的農地地主「台糖會社」。
        略有左翼素養的人都知道,工業革命跟殖民經濟根本就是不可切割地綁在一起的;而我們過去所熟知的那種解釋(以科技史觀和母國經濟制度史為核心,而忽略殖民經濟),若非遠不如左翼的經濟史觀透徹,至少是遺漏了許多不可或缺的重要線索和脈絡,以至於「曲解」了歷史的大輪廓。
        從這角度,我們也可以很容易理解日本為何要「工業日本,農業台灣」,以及「建設」台灣——工業革命與殖民經濟是巒生的,缺一不可;尤其後來軍政府決定要南侵與發動太平洋戰爭,更加必須加速「建設」台灣,推動「皇民化」(以便讓台灣人在戰場上死得「光榮」、甘願)。
        就像俾斯麥跟法國過不去,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德國資本財團想要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以及法國邊境的優質煤礦、鐵礦——兩次世界大戰背後的驅動力,跟頂層 0.01%~1% 的經濟&政治利益總是密切相關,而跟「國家」、「人民」的利益無關,但底層的人卻懷著「愛國」的熱情去流血犧牲,彼此互毆相殘。
        而對於殖民經濟一無所知的台灣,則產出「被殖民比較幸福」的荒唐論述,似乎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叫「殖民」——可悲的是,懷抱這樣荒唐論調的不再止於底層的無知群眾,而是台大校友、卸任教授等「菁英」帶頭。
        假如台灣的網路主流意見(以及整體社會的主流意見)對「殖民」一詞毫無基本認識,可以憑空胡亂塗染幸福的色彩,而對未來的想像與願景又是基於完全與事實無關的意識形態,誰會有能力敲醒他們的腦袋?

三、美國、德國與歐洲工業的崛起
        美國的工業革命在 1828 之後開始追趕英國,1848年暫居世界第二,但已經有人預言她將會追上英國,原因其實是:美國物資豐富,奴隸人工低廉,因而獲得英國與法國的大量資金;而她只需要降低運輸成本,就可以大幅提升稀有金屬與經濟作物的競爭力,因而她樂於(積極)發展鐵路交通;此外,美國人可以接受早期工業產品(單一規格,質地遠不如手工產品,只適合不講究而願意遷就地使用的拓荒者——美國與加拿大絕大多數人口,而不適合較講究或略為講究的歐洲人)。
        德國與比利時的工業,是政府主導(背後有大財團),而不是英國式的自由資本市場。
        法國的資本雄厚,工程科學絕不下於英國(工程學界的世界名人,光是工程數學界就有 René Descartes, 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Joseph Fourier, Baron Augustin-Louis Cauchy,  Adrien-Marie Legendre, Guillaume François Antoine, Marquis de l'Hôpital,  Blaise Pascal, Siméon Denis Poisson 等),但是他們卻不是工業革命的起點;他們知道珍妮紡織機,但是沒人想投資生產工業化的廉價品,反而把工業技術用來發展時髦的玻璃工業,把鋼鐵拿來蓋巴黎鐵塔(而不是實用的鐵路),也不積極發展其他工業。
        以前我不理解這現象,現在看起來,當英國努力成為世界工廠(並且因而有了伯明罕等黑鄉)時,巴黎一直在積極發展時髦產業(服務業革命):百貨公司、時裝、美食,etc——如果巴黎人有機會用服務業創新與時髦產業賺全世界的錢時,他們還需要把巴黎、里昂搞成黑鄉來賺辛苦錢嗎?
        看著1770s~1848 的英、美、德、法產業發展趨勢與模式,簡直就像是預見了今天的英、美、德、法產業特質。
         這樣的事實面,會讓人想起經濟學界政治學界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發展理論。假如這種發展模式對一個國家的影響確實大到很難忽視,已經陷入「代工」泥沼的台灣,有多少掙脫的機會——尤其在這全球經濟一蹶不振的時機裡?

四、權勢的真相
        比較 1789之前的歐洲和 1848 年的歐洲,雖然工業革命加速了產權的易手速度,法國大革命加速了政治權力的易手速度,而讓「才幹之士」似乎有了被資本家與政府重用的機會,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其實,決定權還是絕大多數被控制在世襲政治世家與世襲資本世家手裡(0.01%~1%),出身中產階級的人鮮少有機會晉身 0.01%~1%,絕大部分只不過汲汲營營地擠身另外 9% 之列,甘為頂層鷹犬地替他們剝削底層而已。

五、「菁英」乎?倀鬼乎?
        《國家》雜誌主編 Christopher Hayes 曾在哈佛大學倫理學研究中心當研究員,他在 2012 年出版了一本書《菁英的黃昏:賢能政治之後的美國》(Twilight of the Elites: America After Meritocracy),指出美國所崇拜的「菁英主義」最後總是背叛所有的選民,而變成「為虎作倀」的倀鬼,為華爾街的權貴們服務。
        重讀《革命的年代1789-1848》,我對 Christopher Hayes 的發現一點都不訝異。
        這世界上對底層的剝削那天會改變嗎?90%的人有機會跳脫被 10% 人愚弄嗎?我很悲觀!